南蒙古找不到草原了？

    白岩松对我说：“可能等我儿子长大回到故乡的时候，蒙古族文化赖以生存的载体——草原都不复存在了！”真正来到草原上，才知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早已是曾经的传说。 很多人都有草原情结。尤其是在钢筋水泥丛林里“活着”（而不是“生活”）的人们，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片浩瀚的草原。

 
  我与草原结缘是在11年前。2001年8月9日，正好是我34岁生日，刚刚拿到驾照的我，自驾车从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门前出发，一路向北，向北，直奔内蒙大草原，开始了筹划多年的大型采风活动“走进56个民族家庭”。　 此后的3年内，我与轮流随车的记者伙伴们走遍中国，每个民族挑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拜访了56个民族；2011年，我又驾驶美国大公羊，开始了“走进56个民族家庭”回访之路，通过这些家庭10年的故事，反映各个民族的发展变化。 出发前，我把这一构想说给了小我一岁的白岩松，这个来自呼伦贝尔的蒙古族汉子闻讯发了一通感慨：“以我家为例：我爷爷是草原上正宗的牧民，一句汉话听不懂；我爸爸是草原上第一个大学生，汉话、蒙话说得一样好；我出生在城市（海拉尔），蒙古族习惯已经很少了；我儿子生在镇江，活脱脱是个小汉人了，现在再对我儿子讲他老爷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他听着比格林童话都要遥远。只用四代，蒙族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这个家庭就消亡了，其他民族家庭或快或慢，消亡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小白的最后一句话使我相当费解：“可能等我儿子长大回到故乡的时候，蒙古族文化赖以生存的载体——草原都不复存在了！” 那风吹草低、浩如瀚海的草原不是都在那儿吗，怎么会说没了就没了呢？ 真正来到草原上，才知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早已是曾经的传说。
白岩松的话并非是杞人忧天，十年间我四回草原，亲眼得见大片草场迅速退化，草原本身正在成为传说。 其实，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都不能称其为草原。中部及西部满眼都是大片大片的戈壁和荒漠，绿色只是稀稀落落的点缀。只有在东北部才能看到连片的草场，而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是内蒙最好的两大草原。
  而当年在距离小伊达木家几百公里外呼伦贝尔草原的鄂温克旗辉苏木乌兰宝力格嘎查，宝音巴图大哥和亚荣大姐还在一定范围内轮牧。他们的夏牧场与冬牧场隔着30多公里，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夏牧场放牧了两个多月，第二天他们就要赶着1700多只羊搬回到冬营地去了。接下来的日子，宝音巴图一家该忙着储备冬草，和他们的牛羊一起迎接漫长的冬季。等到明年雪融草绿时，他们又会找一块水草丰美的轮牧地，把家临时安在那里几个月。 无论是小伊达木，还是宝音巴图，他们都是祖辈生活在草原上的真正的牧民。他们从骨子里热爱草原，这里是他们的家，草原慷慨地为他们提供着物质供给和精神享受。 草原上牧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当年正赶上阿爸过六十大寿而举办的那达慕大会。那达慕是游牧民族传统的盛事，其热烈程度远超我们过年。每年八九月正是草原上的丰收季节，牧民们卖了“羔子”、剪完了羊毛，腰包鼓鼓，就会相聚一起，祭敖包、赛马、搏克（蒙古式摔跤）、嗄拉哈（以扔羊骨头比输赢的民间娱乐比赛），老友相见、把酒言欢，也是青年人展示歌舞才华、寻找意中人的好时机。方圆百里的乡亲及赛马、搏克高手云集于此，一决高下，争夺小伊达木设立20多万元的资金、奖品。 小伊达木家有2万多亩水草丰美的草场，放牧着2000多只羊，近千牛和马。按照草原上牲畜的统计方法，一头大牲畜（牛或马）相当于5只羊。如此算来，他家的牲畜数量大约相当于7000只羊。宝音巴图家的草场也有一万多亩，牲畜数量略少于小伊达木家。一头羊照300元来计算，这是个很诱人的数字。现在一只羊羔的价格已达七八百元，而大羊动辄过千。这还只是流动资产，像棚圈、机械等固定资产的数量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 东日布大哥家里年收入是多少？他说大约不到30万，这是抛掉税和草场管理费后的纯收入。宝音巴图家年收入是20万。别忘了，这是在2001年。 牧民们对草原的依赖和热爱是我们无法体会的，草原就是他们永远取之不尽的财富银行，羊吃草长肉、生羊羔、长羊毛，这些都是钱，而羊吃草拉羊粪又肥了草原，草又长得更好，良性循环，代代相传。

    11年前阿爸小伊达木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他对草原的热爱。他出过国，到过大城市，但他的心永远在这块绿色的土地上。他不容许别人践踏他的草场。我们刚到的第二天，苏木（相当于乡镇）书记闻讯过来看我们，为了走近道，吉普车直接从草地上开过来，小伊达木当着我们的面就指责这位父母官。 一千多人的那达慕大会过后，阿爸一家细心地把蒙古包撤掉后留下的一个个坑洞填好。所有的垃圾，都挖坑填埋，再细心地将挖坑前的草皮复原。我注意到，鄂温克旗的宝音巴图，在撤离夏牧场时，也会细心地重复同样的举动。他们都对我说了同样的一句话：“这些坑不填好，地下的魔鬼会出来的。”牧民最恨的是四条腿的旱獭，它们挖的那些鼠洞常常成为陷马坑，折断马腿；还有那些随意挖坑的两条腿的人。 锡林郭勒草原那场生日那达慕上，最隆重、最神圣的活动是祭敖包。所有牧民，都身着传统服装，在族老的带领下，以牛奶撒向敖包，全身匍匐拥抱大地，虔诚地进行祭拜。 呼伦贝尔草原上宝音巴图家不远有一棵松树，当地人把这儿叫做“一棵松”。有一次，我开车陪亚荣大姐去苏木办点事，回来时顺便捎点啤酒、饮料，往回走时天色已晚，经过一棵松时，亚荣让我停车，她要下车祭拜，她说一棵松很神，有2000多年了。“这里的规矩，凡是车上拉着食品饮料，经过一棵松时都要敬一敬一棵松。如果不敬，肯定出问题，不是扎胎、就是没油。”原来是2棵，几年前这儿有户人家缺柴烧，把另一棵砍了，全家人都得了大病，相继死光了。
    蒙古族和鄂温克都信奉萨满教，原始崇拜，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大自然中风神雷电山水草木皆有神灵，值得敬畏。尽管在文革前后，这些被当作“封建迷信”得以封杀，但草原人心中的这份敬畏从来没有消失过。正是因为这份敬畏之心，千百年来，草原给牧民们提供食物和温暖，牧民们也不敢贪婪，与草原和谐和睦相处，代代相传。

    十年巨变　沧海桑田 十年间，我四次回“家”。每一次除了感受到一成不变的真挚、热情、温暖之外，亲眼看到的草原的变化都让我郁闷和忧伤。 2001年的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虽不能“风吹草低见牛羊”，但至少可以淹没半个汽车轮子。 2008年8月，我和两个朋友携妇将雏一起开车来到东日布大哥家躲避奥运的喧闹，这次看到的草已经盖不住十几公分的轮胎了。 2009年9月，三回草原，发现草勉强高过鞋面。 2011年7月14日，我从鄂温克家庭到蒙古族家庭的路上，翻越阿尔金山，这里是呼伦贝尔与锡林郭勒两大草原的交汇处，天高皇帝远，外来的侵扰相对少些，这是10年来雨量最充沛的一年，7月中旬又是草势最好的季节。放眼望去，满目嫩绿，起伏的草原仿佛用一张硕大的绿毯子覆盖着。蓝天上的白云与绿毯上的羊群上下呼应，羊倌骑着马、狗儿撒着欢，我用长焦镜头把这幅草原牧羊图拉近按动快门，色彩、构图皆佳。放大，放大，咦，看出点问题：这看上去很美的草毯，怎么这么浅？浅得都盖不住羊蹄子了。
  全国一片大工地，即使地广人稀的草原也不例外，修筑公路挖开的路两侧的草皮，仿佛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疤。老阿爸已经去世了，现在像老阿爸这样填埋垃圾都要恢复草皮以“防止魔鬼从地下钻出来”的人少之又少了。可以看出，草原的生态是十分脆弱的，牧民所谓的草皮，其实就是千百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形成的腐植层，之下就是细细的黄沙。这些创疤裸露在春季的狂风里，下面的细沙很快就被掏空，上面的草皮便连片地被掀起、吹走，这里就成了永远不可恢复的沙地。 大哥东日布对草原的热爱不逊于阿爸小伊达木。现在他的草场已经多达8万多亩。比阿爸那时的2万亩多出来的这6万多亩，是他从相邻的几个牧民手里转租过来的。 草原上的牧民严格来说并不是草原的主人，而只是承包人。就像内地农村的土地承包一样，草原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包草场到户，第一轮承包期30年。阿爸家的2万亩草场是1986年承包下来的。牧民们会用铁丝网围栏把自己的草场围起来。整个草原就被这些铁丝网分割得七零八落，传承千百年的游牧方式就此终结。阿爸也只能把自己的2万亩草场划分出冬牧场和夏牧场，最大限度地模仿游牧，让草场休养生息，细水长流。 而近年来越来越疯狂的地下资源开采，成为对草原破坏性最大的因素。草原下面有丰富的煤及金银锡钨等矿产资源，这些资源造就了让所有中国人都眼红的鄂尔多斯。那些掌握资本的大佬们像苍蝇来到草原，打一个探井给承包牧民5000元，看在钱的面子上，牧民们很配合，如果探到矿，以后矿区的征地补偿将给牧民带来更多的实惠，几乎没有牧民能够抵御这种诱惑。 小伊达木活着的时候，坚决不让探矿者踏入他的草原一步。今天的东日布也一样。但是他家周围的草场上，探井越来越多。这些探井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废井，钻探者为节省成本，懒得去填埋复原。这些废井直径三四米，浅的数十米，深的一二百米，挖出的渣土覆压了草场，面目狰狞，仿佛草原上难看的疤痕。我们拍照时，身边的牧民提醒道：“小心，这井口的土松软，经常掉下羊去。” 尽管东日布坚决不让钻探队进他的草场，但也不能幸免地遭受到探矿的影响，他家草场上有一眼自流井，钻探需要水，他的一个侄子每天都要在这里拉水给钻探队送水，一车四五百元，一天下来收获颇丰，碍于面子，东日布不好阻止，但拉水汽车去往各个钻探点的车辙压坏了很多草地，让他非常生气。“5000元很快就会花光，可这块草场永远地就废了。以后羊吃什么？” 大部分牧民们对这些草原之伤无动于衷，是因为他们从心觉得草原不是他们自己的，再有4年，第一轮草原承包就到期了，据说草场要重新分配。他们乐得现在能拿到现钱。 很多人乐得把草原转租出去。大哥家前年新租的6万多亩，平均年租金是每亩3块钱，必须租到16年，这样，五六年的租金近百万。原来的“主人”拿了这笔钱就进城上楼，再买个铺面，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立刻就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后代们，绝大部分都离开草原上学、工作，注定不会再回到草原上。

  现在草原上的生产者，很多已经不是原来的牧民，而是怀抱着各种目的的外来承包人。 大哥租草场是为了养更多的羊，每年9月会在这些租来的草场上打牧草，每亩地能打3—6捆草，每捆二三十斤。除了留一部分给自己家的羊当冬天的口粮，大部分草捆都销售。大部分牧民家都在过度放牧，冬天草料缺口很大。一捆草能卖15—20元，除去草原租金、割草机械及人工费，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 与羊吃草、再拉屎肥草的传统放牧方式不一样，机械化割草对草原的破坏力是巨大的，特别是那些承包期快到了的掠夺式的贴地皮打草，会让草原元气大伤，很难恢复。 在我开始十年回访行程之前，看到中国新闻网发表的一篇报道称“中国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了90%以上”。2010年3月，农业部发布的《2010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如此概述我国草原生态状况：近年来,草原生态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草原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但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草原沙化、盐渍化、石漠化依然严重。草原生态呈现“点上好转、面上退化，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态势。“我国草原面积比林地、农田面积加起来还大,但90%以上都退化了。严重退化的应该在50%以上。”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系教授、国家草地生态系统沽源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王堃说。按王堃的解释,他所谓的严重退化,就是快变成沙地、盐碱地、不毛之地了。这种地方都达到50%了，王堃用“非常可怕”来形容。 印象中的草原已改变了许多。草原上一个个城市都变得跟内地任何一个城镇风格相近，只留下一个个蒙古族的名称。草原上，骑马的大多不是牧民而是游客；牧民放牧不再骑马，而是骑摩托开汽车。甚至，当地牧民不再放羊而是外地来的打工仔；越来越多的牧民允许探矿者在自己承包的草场上架起探架、打出一个又一个废窟窿，越来越多的牧民出租了草场拿着大把的钞票进城，他们的孩子再也不会回到草原。 东日布一家是少数的蒙古族传统坚守者，他们声称不管别人怎样改变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草原上的生活。但周围到处是探矿、过度放牧、出租草场的大环境，也让他们难以独善其身。因为多承包了6万亩草场，他们准备继续扩大牲畜数量，这些转租来的草场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但却没有期望中的快乐和幸福，对未来的忧虑在增加。我问大哥：比十年前挣钱多多了，你感觉生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大哥说：“以前多轻松，只要草在这里长着，羊吃草长肉、长毛、产奶、生羔子，我们永远也缺不着钱，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生活很轻松。现在钱多了，却天天累个半死，没有以前快乐了。我感觉我们就是把以后的草提前割了，换成了一些纸。而十年或者五年之后，草原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说这些话时，他表情很无奈：“我们不租，别人也会租，别人会比我们（打草打得）更狠。
” 草原上的交通发生了很大变化，公路建设得很好，高速公路上难得见到几辆车。离开东乌旗草原时，发现铁路也正在大规模地兴建。我想不通，在地广人稀、人员流动很少的草原修高速，特别是铁路有何必要？东乌旗政府网站上说是为了“连接口岸”，为了“结束没有铁路的历史”，之后还有一条是为了“运煤”，真是欲盖弥彰。嘎达布奇口岸另一边的蒙古国是公路，咱们这边修铁路如何连接口岸？没有铁路就是落后吗？以铁路破坏草原为代价的历史有必要开创吗？说到底这一切就是要挖煤! 当地一位官员私下跟我交流，说过度放牧、允许探矿、掠夺性打草，这些都是表象，背后深层的原因是牧民不再热爱草原，因为草原不是牧民自己的。“鄂尔多斯成为中国的首富，矿业开发功不可没。可是当年这里叫‘鄂尔多斯草原’，现在叫‘鄂尔多斯台地’，钱是多了，中国一大半豪车都在这里，但当地的牧民想喝口干净的水，也得骑马或开车走老远老远。最可怕的是，鄂尔多斯是各地方政府羡慕的目标。”这位主管经济的地方官员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无奈的表情让我读到他对这个问题“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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