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正义：奥西茨基、昂山素季与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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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缅甸著名异见领袖昂山素季女士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取了1991年颁发给她的诺贝尔和平奖。21年前，正处于缅甸军政府软禁之下的昂山素季无法亲临现场领奖。21年后，历史终于以笑中带泪的方式，见证了这位身躯柔弱的女性对抗强权、对抗沉默的巨大推动力量。（组图）
事实上，这并非昂山素季第一次脱离软禁，从1989年到2010年，她多次经历了软禁-释放-再软禁-再释放的循环，但是这一次似乎不同以往，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活动空间。与此相应地，昂山素季出访欧洲，也显示了她对缅甸现政府的善意和信心。历史似乎向“夫人”这一边投下了压倒性的筹码。
在领奖演说中，昂山素季感谢世界对缅甸和她本人的长期关注，并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称当年得知获奖后感觉并“不真实”，但感觉诺贝尔奖在自己心里“打开一扇门”（opened up a door in my heart），以此来表明，在当年孤立和隔绝的环境中，外部世界的关注对于良心犯维持信念，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昂山素季在演说中并没有刻意严辞批判曾下令软禁她的缅甸军政府，相反，她呼吁“不要忘记缅甸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良心犯、流亡者和身处困境者。切近的压迫和外部世界同情疲乏，是对这些人的双重伤害”，因为“遗忘，就是向死亡迈进了一步”（To be forgotten is to die a little。）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缅甸的民主进程或许过于生疏，但是昂山素季却仍然是一个具有巨大道义感召力的形象，她的呼吁也更能引起共鸣，因为她提醒我们：中国同样具有众多处于类似困境的良心犯，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和昂山素季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此刻正身陷锦州监狱的刘晓波。2009年12月25日，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2010年10月8日，狱中的刘晓波被授予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像昂山素季和刘晓波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无法亲临现场领奖的并非孤例。1936年的德国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1975年的苏联异见人士萨哈罗夫、1983年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都无法亲自到场。不同的是，萨哈罗夫、瓦文萨和昂山素季尚有亲属代为领奖，而真正堪和刘晓波境遇相提并论的，正是在纳粹德国统治下身陷狱中、且被希特勒下令禁止任何德国人代为领奖的奥西茨基。
这种不是巧合的巧合，尖锐地折射出两种体制的深层相似性。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狱中获奖者”现象的荒谬性，在奥西茨基和纳粹、昂山素季和军政府之间，无可争辩地展示了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但这种荒谬却没有因此终结，它依然延续在刘晓波身上。和纳粹开动宣传工具抹黑奥西茨基一样，刘晓波也遭到了种种口诛笔伐。所有极权体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幻想自己与众不同，可以借国情的特殊性，来改写正确与错误的标准。
法学家们津津乐道于“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但是从历史来看，“迟来的正义”同样是正义，甚至正因为它和邪恶的坚韧对抗，更增强了自身的正义性。正如大陆宪法学者童之伟所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牢坐得越久，受欢迎程度越高，越有公信力。
如果说昂山素季的正义已经是完成时态，刘晓波的正义仍然处于进行时态中，不仅他本人仍然身陷狱中，妻子刘霞也在住所被软禁，朋友探访一概被挡驾。在公共舆论界，刘晓波的名字是最大的禁忌。和《零八宪章》有关的参与者，至今仍被不同程度地监控、骚扰和约谈。
而将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诺贝尔委员会，也时时感受到中国政府被羞辱后的敌意。挪威前首相邦德维克近日申请中国签证被拒，虽然他仅在1997-2005年间担任首相，且此前曾多次出入中国，这一事件再次被解读为，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近两年，中国对挪威依然恨意未消。
无论如何“倾举国之力”，反人性的制度是无法持续长久的。代价高昂的维稳体制一旦沦为常态化，则不可避免地漏洞百出。当“喝茶”不再是针对个别人的警告，而成为群体身份识别象征时，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威慑力。当昂山素季的看守者对她也以“夫人”相称时，高墙的倒下，只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迟来的正义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漫长的受难岁月中，姑且不论奥西茨基身死狱中的悲剧，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的圣徒式经历看上去也更像是例外，正如后者在获奖演说中提到的，“战争并不是唯一能致和平于死地的竞技场，受难同样使人堕落、怨恨和愤怒”。幸运的是，暴风中心的刘晓波未必更加激进，他在庭审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中，平静地感谢了作为专政机器螺丝钉的每一个警官、检察官、法官和看守，甚至流露出某种宗教式的悲悯。
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愤怒情绪的升温。在刘晓波的同道人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激进化倾向，他们放弃了对体制的“幻想”，转而投身改良与革命的争论，并拒斥任何同当局合作的可能性。这种激进姿态和未来形势的不可知混合在一起，使当局者发现，他面临的转型困难会与日俱增。压力积聚得越久，反弹的力量也将越大。
正义迟来的代价，更体现在社会宏观层面。从长远来看，压制思想及其传播的行为妨碍了一个“思想市场”的形成，社会将会逐渐变得僵固而偏执。正如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颁奖词中援引苏联教训所警示的，“强迫和管制民意，阻碍了这个国家参与上世纪70 和80年代的技术革命。整个专制体系最终崩溃。如果能够在早期就与萨哈罗夫这样的人士开展对话，前苏联肯定会受益匪浅。”而当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因为可能传播狱中获奖者的言论，而持续地被关在中国防火长城之外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演。“畏惧技术进步的人，最该畏惧的其实就是未来。”（亚格兰）
从奥西茨基到昂山素季再到刘晓波，历史的经验或许是，尽管正义或许迟来，哪怕20年甚至更久，但它终究会到来。问题毋宁是：在正义来临之前，我们如何能够在体制朽坏的同时，维系社会和人心之不坠？而不放任种种“堕落、怨恨和愤怒”，在正义来临之际制造新的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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