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王语录

1925年10月13日，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目标明显是要达到王公，产出封建，消灭军阀。当时外蒙古的领导人丹巴多尔济曾对白云梯建议，先对付外来的敌人，然后再处理内部矛盾。

蒙古人现代文化的先驱者贡桑诺尔布也曾以同样的话建议他，内部的风暴会招致内蒙古本身的毁灭，而为外人所乘，可惜这一干人没有接受忠告，更加积极。

星相学家：“这不是一位普通人，是一位大贵之人。我们一生也不见得能遇到几位，所以我们请你多夫算命的钱。”

1933年德王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时说：“始而移民屯垦，继而社省置县，所谓国家富强之术，直我蒙古致命之伤！”

1930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的草案。吴鹤龄到晚年都认为是他的最大成就。

从一个极端保守的分子逐渐接纳各种进步的思潮，从一个为重建蒙古封建社会而努力的狭窄领域进入了为蒙古民族独立生存而奋斗的广大境界。

蒙古民族主义者，他们入党的原因并不是向往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热爱蒙古的民族主义，他们希望将来的内外蒙古能够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当然这种思想也是受莫尔色的启发。

德王见蒋介石：“我来看蒋介石，是为了蒙古今后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为了做官。”想得到实力和武力对蒙古政策的改变。会谈融洽，将认为德王是一位真为蒙古民族生存奋斗的人，而不是机会主义者。

在南京临行时我去见李宗仁代总统辞行，并向他要了一个密电本，以资联络。路经武汉停留时，我即用电话与白崇禧联络，白即派汽车把我等接去，并设宴招待，在宴席间谈到和战问题。白祟禧说：“即使我们尚有一小块地方，共产党也不允许我们存在，因此，必须备战言和”。我向白也要了一个密电本。

乘飞机到达西安，我和胡宗南晤谈时，问他：“你看现在局势怎样？”他答复说：“今后只有努力奋斗，你到宁夏如能展开工作，我可以把白海风过去带过的骑兵旅拨给你，或者在你未到达之前就派去，作你开展工作的前驱。”我当即表示感谢。飞到兰州。这时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达王）已比我先来兰州，他表示欢迎我到阿拉善旗去，并说：“我接你来了。”接着我便去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他即举行宴会招待我等一行人员。在宴席未开始前，我与张治中单独谈话，把孙中山的“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提出来作根据，请他帮助蒙古进行自治。他说：“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帮助蒙古是光荣的事。”后我听说他向达理札雅打听我是否还有号召力，并谈到“我国政府曾帮助朝鲜金九进行亲近中国的朝鲜独立建国工作，结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等于把帮助他的巨资白花。如果帮助德王，是否也要蹈此覆辙。”

参加西北军政长官会议的各地军政首脑马鸿逵、马鸿宾、包尔汉、陶峙岳等均在兰州，我就分别访问，进行拉拢。我访问马鸿宾时，试探地同他说：“吴鹤龄对我说过，‘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与曾在承德当过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已退役在东京居住）有过来往。松室孝良说他曾给你们来过信，表示愿帮助西北回族建立回回国。嗣接到你们复信说‘日本说要帮助蒙古建国，现在尚未实现，还能帮助回族建国吗？’有此事吗，”马鸿宾说：“那封信是马鸿逵写的。”我在访问马鸿逵时，请他帮助我搞“西蒙自治”。他说：“咱们蒙回合作吧。”表面上和我打着官腔。另外，我听到他向达理札雅说：“你来兰州干什么来了？德王要到阿拉善旗去干什么？”大概责怪达王没有把我来兰州要去阿拉善旗之事先告诉他，所以达王就偕同何兆麟比我先回旗了。

我和达王说：“我想进行蒙古自治，你如同意，现在各盟旗人士到的很多，就召集会议研究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

达王是东道主，有举足轻重的关系，我特对他说：“百灵庙的自治，是在云王（云端旺楚克）大力支持下搞成的；这次自治是在阿旗定远营发动，全赖你大力支持。”

1949年5月间赴广州，飞经西安时，特去见胡宗南请他帮忙。他说：“你去广州请求许可蒙古自治很好，我也给中央打电报，说明实行蒙古自治有助于‘戡乱’军事的进行，恳请中央许可自治。”我又请他拨给枪支，他答称：“可以，请与罗列参谋长具体商洽。”

有一天陈立夫、洪兰友、吴鹤龄来看我，陈等问我说：“你们要求什么样的自治呢？”我答复说：“我们要孙中山所说的‘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那样的自治。”他们再未多谈就走了
薛兴儒探询何应钦对蒙古自治的意见，旋即转告我说：“何应钦表示，德王过去在百灵庙搞自治，结果投靠日本组织蒙疆政权，现在他又来要求自治，靠得住吗？”我认为何应钦对我既不放心，再未要求见他。后又去见李汉魂，陈述了自治的很多理由，他答称需要提到行政院会议上研究解决。接着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前来看我，谈到蒙古自治问题，他对我说：“从前马鸣洲代表东蒙自治政府前来请求中央许可东蒙自治，政府没有很好的对待，以致东盟投了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山东省有杂牌军40多万人，占据几十个县的地盘，表示愿归向中央，政府也没有及时争取，也投了共产党。这次你来仍是有人这样对待你，我很不以为然。”他在谈话时，不住地跺脚，表示极为惋惜的样子。

这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也向我透露消息说：“胡宗南来过电报，向中央建议，应当许可蒙古自治，俾资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军事的进行。”白参加行政院会议时，曾经讨论过蒙古自治问题。李汉魂说：“德王曾向我表示，我们前来向中央请求许可自治是好事，希望中央准于照办。根据蒙古民众的迫切要求和蒙旗现在的情形，如果中央不许可，也要自己干。”白又说：“秦德纯基于加强‘反共’的立场，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也主张适当地对待蒙古自治问题，不要使你不满意而归。”

蒙籍立法委员薛兴儒和我谈到行政院改组经过说：“本来这次内阁改组关于行政院长人选提出居正和阎锡山来，我秉承二陈（指陈果失、陈立夫）的意见，联络蒙籍立法委员，反对张居正组阁，赞成阎锡山组阁。因为基于反共立场，认为张居正年老力衰，又无实力，不能担当‘戡乱’的大任。阎锡山是在太原被围中逃到广州，是反共最坚决的人，所以同意他组阁。”我说：“可是阎锡山是向来反对蒙古自治最有力的人，他出任行政院长，对于蒙古自治不利。如果张居正出任行政院长，蒙古自治或者比阎锡山强一点。”薛兴儒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阎锡山会谈之间，争执很大，争执的焦点是：
（1）我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的规定，说明蒙古自治是符合党纲的，中央应当许可。阎、贾则强调蒙古自治是背离中央的运动，表示绝不许可。（2）我强调蒙古民众迫切要求自治，实行自治可以团结蒙古民众。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进行，分担中央北顾之忧，对于国家和蒙古都有好处。阎、贾强调在这个时候要求自治，是给中央增加困难，对于国家和蒙古都没有好处。
（3）我最不满意的是：在民国1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主持撤销热、察、绥、宁、康、青等特别区，设置热、察、绥、宁、康、青等边省，对国内弱小民族实行分割统治，侵蚀盟旗政治权利，把持蒙地财政税收，破坏蒙人团结。因而我提出取消边省。阎、贾则强调取消边省，就是破坏国家的统一绝对不能允许。
（4）我要求马上许可高度的民族自治。并强调在当时情况下，中央如不许可，蒙古自己也要进行自治。阎、贾则强调未经中央许可，如果擅自进行自治，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并推托说等到“戡乱”军事胜利之后，才能谈到地方自治问题。在争执中阎是越说越气，后来简直是申斥口吻，恫吓语调，看样子恨不得实行军事讨伐。我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说我顶，也不相让，旋而我转念到他毕竟还是行政院长，大权在握，不能过于顶撞，使他难堪。并认为他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沿袭清朝对待异民族的“宁赠友帮，不给家奴”政策来对待蒙古，就不再和他争执，另作别的打算对付他，即怫然退出。当他请我宴会时，我故意多喝了几杯酒，带有醉意地问他说：“我来请求许可蒙古自治，是根据孙中山‘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并且实行自治当中，可以把蒙古民族团结起来，勉尽‘戡乱’的责任，分担中央北顾之忧，是应当得到政府许可的，还请阎院长再加考虑。”阎锡山说：“孙中山所说的是主义，我所说的是政策，不能把主义和政策混为一谈。”经过这样争执后，我对阎锡山至为不满。他由台湾给我复电说：“蒋嘱我不必去台湾。”

陶布新向我建议说：“现在进行蒙古自治，从全国的大环境上说，共产党已占领中国大部，正在胜利进军，国民党退处西南一隅，已入垂危之途。我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自治，听说还不许可，就是许可了，也等于空头支票，无济于事。从西北小环境上说，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盘踞，统治甚严，是否允许我们进行自治也是问题。依我之见，莫如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的道路，派代表前往北京接洽为宜。”我对他说：“现在二马方面业已说通，表示不干涉我们进行自治。对国民党中央方面，我是尽量要求，无论许可不许可，我仍是要搞自治。只要把自治搞起来，有了政府组织就有办法，那时即便共产党来了，我们也可组织流亡政府，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美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我是为了蒙古好，谁对蒙古好，我们就应跟谁合作。据我所知，美国对蒙古的政策是主张内外蒙古统一建立大蒙古共和国，那么就应和美国合作。我如流亡国外，要到台湾向蒋介石要求蒙古独立，就不要求自治了。”陶布新劝我还是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的路，较为合乎实际情况。我说：“那么做也是一条路，我们回去之后再说吧。”

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他说：“你们为了安定蒙古人心，加强地方治安而进行自治，也是一片苦心，只要不违反政府法令，有利于‘戡乱’，无妨试试看。我叫财政部拨给你们一些经费，备作筹备之用。”

席振铎来向我说：“听说蒋介石近即来此，为什么不等一等，忙着要走呢？”
马步芳说：“要不是到了这个时侯，中央还能叫我这个老回回当西北军政长官吗？趁着这个时候，你们也进行你们的自治吧。”

进一步请求他通知青海蒙旗派代表前来参加自治，他不高兴地说：“那用不着。” 反对者固然是对蒙古继续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为什么用“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称呢？因为面对当时局势的变化，一部分人有向共产党作政治投机的心理，所以不顾国民党官员的猜忌，而采用了这个名称。

在筹备期间曾有过争执。有一部分人主张用“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避免与王爷庙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矛盾。但是从东部蒙旗来的蒙古人，如敖木巴图尔、达格瓦敖斯尔等坚决反对，提出如用“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就意味着不要东部盟旗地方和东部盟旗来的蒙古人。结果还是采用了“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

白海风提出反对说：“我们不是打算杠着政府牌子流亡吗？为什么不打着漂亮的‘蒙古自治政府’的牌子而要加上‘临时’两字呢？”

我为了博取蒙古人士的拥护，想在这次“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声明放弃王公特权和封建制度。这个问题我在北平时，不愿轻易放弃。就对他说：“我一个人声明放弃，起的作用不大，最好联络各盟旗王公共同声明放弃，才能打响第一炮，应再等一等。”

1949年8月初旬开场了。我扮演了这幕开场戏的主要角色，“我们是为民族才自治的，如果共产党来了，民族也没了，自治也完了。”休息时白海风埋怨我说：“你怎么又把反共的话明显地说了出来呢？”当时有的代表说：“中央派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在长春、辽沈、锦州战役中，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试问跑出来归向中央的有几个？只有骑一旅的几千人，冒险突围，投向中央，就凭这一点表现，我们要求蒙古独立，亦不为过。现在降格以求自治，应当获得中央的许可，为什么中央还不许可？”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我说：“我们所要求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地方自治。”徐又追问：“什么是高度自治？”我答说：“高度自治是：除了国防、军事、外交归中央统一掌管外，凡属政治、经济、文化和保安等事，都由蒙古自治政府管理。”徐便厉声说：“你们这种要求，迹近要挟中央，中央当有办法，依我之见是不能许可的。”我又申辩说：“现在听说新疆维吾尔族阿合买提江倡导成立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我们起而要求自治，这是民族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依我看中央派在新疆军队可以调回。”徐说：“中央派往新疆的军队尚有用处，不能调回。”接着达理札雅质问徐说：“请问中央还要不要蒙古？”白海风也说：“我认为蒙古自治是合乎时宜的，应当得到中央许可，希望不要曲解我们的意见。”

白海风说：“我出一个馊主意吧，趁着这个时候，应当由政府派人到伊盟把各旗的武力调来，必要时也可以抵抗一下。”白海风的家眷从兰州来到定远营，他曾对我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她还来此干什么？在兰州等着解放就得了。”由此我认为白海风在时局紧张的时候，出去“调遣伊盟武力，必要时用以抵抗” 的主意，实际目的是为了集结地方武力，作归向人民的献礼，而所谓“可以抵抗一下”的建议，无非是应付我罢了。

我曾向巴文峻说过：“现在是否可以派代表去北平接洽？”他说：“可以”。我又说：“就是无人可派。”他又说：“云英飞就可以当代表去北平。”我说：“他已去伊盟了。”

“蒙古自治政府”也就从此分裂了。我又单独和达理札雅说：“你既然决定留在定远营等候解放，我是决定出走，将来也许你拉我一把，也许我拉你一把。”达理札雅对我出走未表态阻拦，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陶布新特来劝我说：“现在西北已经解放，各路要隘当有重兵把守，已属无路可走。你应留在定远营与达副主席亲密合作，主持军政大计。待至骑一旅到后安置在牧区，作为我们的政治资本，并派代表前往兰州、北京等地接洽，或许还能开辟一条政治出路。前途尚有可为，不要轻易出走，而致动摇人心，重蹈在日本投降时由张家口狼狈逃走的覆辙。”我因为需要他随我做秘书工作，就反而劝他说：“我们还是到草地看看局势的变化，看看共产党对蒙政策如何，并且我们不是无路可走，尚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经由阿拉善旗草地，通过青海、西藏而去印度，转往海外各国流亡，宣传蒙古问题，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第二条路是和外蒙接洽，我过去和外蒙就有过联络，现在还派阿拉坦瓦齐尔、雄诺敦都布二人在进行接洽。我认为外蒙是蒙古人，我们也是蒙古人，遇难相求，是可能念在同族情谊收容我们或帮助我们的。”

陶布新又对我说：“据我看西进这条路是死路，因为现在西北既然解放，各处要隘必须重兵把守，凭我们这一点军事力量，很难通过。北上外蒙这条路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内蒙地方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内蒙问题是属于中国内部问题，应当派代表前往北平接洽解决，前往外蒙接洽是解决不了的。况且外蒙和中国都是一类性质的国家，不能因为容留我们影响了国交，甚至还有被引渡的危险。并且我的家属都在北平，无人照料，扔下一走，也觉于心不忍，我是打算不走的。”我又劝他说：“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同走。我们和达副主席等不同，因为他们仅和国民党有关系，没有和日本人合作过，是可能得到宽恕的。我们既和日本合作过，现在又和国民党打交道，深恐得不到饶恕。并且你跟我工作十余年之久，现处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更应患难与共，一同出走，你如缺乏骑乘，我可令图副官设法。”经我动以感情，这么一说，陶布新有些犹豫起来，对我说：“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约束部队，不再抢掠，固属应当，我应尽力去做。但部队的给养和职员的生活，实在无法维持，这个问题应由达副主席负责解决。你们既然代表前来，应速为解决部队给养，乘用骆驼及确定驻扎地方，并希在一周内解决粮食问题。”阿拉善旗代表说：“你们从定远营出走时，运送粮食的骆驼是我们达王爷私人的骆驼，你们早应归还而未归还，又抢了人民这些骆驼，谈不到再征用骆驼。”

苏和巴图尔、韩萨嘎拉、萨伯音等来向我说：“现在给养非常困难，部队都没有吃的，应当想个办法才好。”我对他们大吹其牛说：“只要你们把部队纪律约束住，西进也好，北上也好，我自有办法”。韩萨嘎拉说：“我向主席担保，从此严格约束部队，否则主席就枪毙我”。萨伯音也说：“我也向主席担保，从此严格约束部队，否则也请主席枪毙我。”

韩萨嘎拉看到驮回来的托克托胡伤势甚重，气息奄奄，至为愤激，前来见我说：“阿拉善旗保安队把我团的排长打成重伤，生命危在旦夕，我要带领我团的人去打阿拉善旗保安队，为我团的排长托克托胡报仇。并向主席说明，我仍是蒙古自治政府的人，打了阿拉善旗保安队后，仍然回来，希望允许我这样做。”我因为这时已经接到阿拉善旗保安队的段塔拉腾岱队长的来信说：“现在双方已经发生冲突，深恐扩大，造成流血事件，希望从速设法制止。”我也认为如果把事情闹大了，不仅是蒙古人打蒙古人，两败俱伤，更易招致解放军前来围剿，影响我们自己的存在。因此，就很气愤地对他说：“你如果这样蛮干，最好先把我打死，只要我还存在，是绝对不许可你这样做的。”韩萨嘎拉受了我的责备。

转载：南蒙古时事评论,